结果听闻匪患的果军，不仅不在驻地救灾，还趁此机会，进袭正在防汛抗洪的苏区干部与群众，甚至丧心病狂地在监利上车湾掘堤，妄图“水淹匪巢”。
总的来说，基本没必要对这些反动派抱有任何的期待。
八月十日，随着左右两路大军纷纷进驻，第三次围剿的部署正式完成，当夜常凯申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
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
只不过，他估计根本意想不到，红军这边对果军的绝大多数行动，已经是了如指掌，就连口袋都给人家扎好了。
严格来说，之前的两次反围剿，红军并未作完全的努力，这并非是消极畏战，而是李润石与王凯，在结合了历史资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后做出的有力判断。
虽然在去年时，常凯申就已经被红军北上行动给震住，并且自认为相当重视剿赤工作，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他的重视依旧还是浮于表面。
毕竟以果府的行政效率，其情报工作至今还是停留在依靠土共叛徒和土共地下党的层次。
所以即便是吃了不少败仗，也收到了手下送来的诸多战报，可这些废柴依旧没有意识到，如今的赤匪，早就不是多了几杆枪能形容的了。
当然，像程刚这样的存在实在是惊骇世俗，确实很难有人能想明白，而按照常规思路去猜测，再高看也达不到红军的底线。
另外，财政和兵力上的困境也是原因之一，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哪怕是借钱，想要将借来款项购买军械，再拉出壮丁训练成伍，那也需要一定时间来准备。
所以前几次真正投入到战场当中的遭殃军主力，最高时也不到10万，其余的大多是用来滥竽充数的地方军阀，而这些部队打打顺风仗倒也罢了，对阵让他们屡屡吃瘪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