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实在是上不得台面。
于此同时,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的这半年时间里,红军或者说土共,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当要命的转变时期。
高层之间的斗争,白区干部和苏区干部之间的融合,以及整个基层组织的培训,都是一个个艰巨且庞大的任务,在未能做好充足准备之前,即便打了再多胜仗,也很难有条件去消化。
如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当中拼尽全力,和当时的十几万大军斗个你死我活,当然可以获得最大胜利,无非是代价多少而已。
但是打完之后,付出偌大的代价,如果不能及时扩张根据地,经济上便很容易陷入困境,而过度的扩张,又很难接住敌人下一轮的进剿,自身的干部队伍也承担不了如此繁重的任务。
所以之前的两次胜利,红军虽然也是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上上下下都对此振奋不已,但少数几个高层干部非常清楚,那不过是把人打疼打退了而已,真章还是得看第三次。
于是,一直等到了七月底,被折腾得不行的常凯申,终于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下定决心和赤匪斗上一场,乃至干脆在洪城长住了下来,不再像以往那般四处游荡。
这点从军队部署上也可以看出来,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常系重将,能够出现在“剿赤”名单上,自然显示了常凯申对围剿赤匪的高度重视。
但是,时间的延后,却让他不得不面对新的麻烦。
首先是国内的政局变化,今年二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常凯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常行动不断发酵。
五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常通电,迫常引咎下野,果党内政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
本来按照常凯申的设想,是打算变更自己的出牌方式,即不再只于政坛中纵横,而是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加紧准备对匪区的围攻。
历史上的常凯申便是如此选择的,以至于红军高层也没能预料到,他会如此迅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