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内地的工商业现在就是靠着地租等农业剩余占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均田派内部的成分，其实挺复杂的。
甚至可以说，既有极端进步派、激进派；也有大顺政治光谱里的反动派、复古派。
而反均田派内部的成分，更复杂。
这和大顺本身的情况有关。
既有传统的、苏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的这套“不可伤富”的思潮。
也有更传统的，韩非子说的【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这一套“你穷是因为你懒，人家怎么就富，你怎么就穷，救济贫民岂不是叫人都懒惰”的不分析当时情况、制度、人均耕地等等问题下的刻舟求剑思维。
还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发展，靠省级关税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举贤人自治的反动思路——这个反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来了大一统、搞出来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雏形，居然想要分开，这就算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思路，也是反动透顶的。
以及就是从明末泰州学派、再到颜李这边通儒思想，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