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的这种不能算担忧但又算是一种担忧的心态，很现实，也很实在。
固然刘钰曾稍微在儒生身上寄托了一丁点希望，希望他们搞出新的体系，在理论上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又保持天下体系的向心性。
毕竟，时代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世界上就剩下“一个半”天下了。
天主教的天下，马上要完。
即将到来的里斯本大地震，就是个导火索，各国政权王权与教廷的矛盾会最终爆发，天主教的“天下”瓦解，近在眼前。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天主教的支柱国家们，都会选择“国家”作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耶稣会解散在即，教廷可以滚蛋了。
另半个，经书创立的时间太晚，任何带着复古旗号的改革，都会被出现太晚、字太多的经书，弄得没有打复古旗号往前走的空间。
剩下的这一个“天下”，构建纯粹民族上的国族认同，其实对此时的大顺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不可能指望一个将来要从美洲西海岸争霸到好望角的庞大帝国，自己去搞碎片化的欧洲那一套民族构建，那是嫌自己炸的慢。
实际上，刘钰的这种曾经丁点存在过的、抽取新时代普遍性、剔除封建经济基础魔改儒教的想法，挺难的。
理论固然难，现实情况其实更难。
因为，大顺最精锐的一批儒生，他们的老师，都是在明末那个混乱时代之后的一批人。
大顺开国太难，明末惨剧太多，他们天然对异族抱有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任何异族，从王源对佛教杀杀杀的态度，就能略窥一二。
这种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是师生相传的。
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这样理解：
大顺不再是那个一片石失败、神州即将陆沉、最终荆襄绝命反击将摇摇欲坠的天下保住的大顺了。
而是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美洲、南洋、印度、好望角的强大的上升期的、试图在新时代的大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