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证的错误，我觉得都应该讲清楚才是。
具体到张国彪身上，他在狱中出卖组织是一个错误，出狱之后没有及时向组织坦白又是一个错误，这些我们都必须施以惩罚，但如果同时有两个人都承受不住严刑拷打，一个出来后及时向组织汇报，一个选择继续隐瞒，我们应该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置他们吗？
另外，这次如果没有我最后拿出的证据，大家哪怕再相信我，也不会就愤然决定要杀掉张国彪，这种谨慎的态度我觉得很好，但据我所知，在组织中因为个别的指责，而直接杀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这也是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标志。”
“你说得很有道理。”瞿求柏点点头，但又无奈地感叹了一声，“可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
“是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很多同志，还存在着不少缺乏实践经验，又喜欢上纲上线的毛病，这点哪怕在你我身上都有存在。
再说到张国彪，居所所知，他进入北平大学时的动机与抱负其实与普通人一样，只是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为个人混个好前景罢了，与革命、运动之类的全不搭界。
张国彪后来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热心参与组建gc党，固然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情，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候的大气候使然，身不由已被形势推着走，被社会大潮裹携不得已而为之。
新潮流也是实现个人‘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难得机遇，这也非常迎合青年人的叛逆特征，张国彪初期的辉煌，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以这样的同志，热血有余，能力也不错，却经不起风雨，我还记得张泰雷同志与我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张国彪和其他同志正在一个地方开会，忽然听到有断断续续的枪声。
大家都发觉情况有变化，正要派人去看看，张国彪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说着，他就走出去了，五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还不见他回来，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街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