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或者暂时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一定不能做颠倒黑白的蠢事，同时还要尽快为其恢复名誉。
这点要做起来可不容易，刚才喊着要抓人的同志，你们问下自己，能不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的话，那这问题就麻烦了。”
话说，当谈话进行到这里时，大家的第一波情绪基本已经宣泄完了，算是暂且进入了冷静期，所，也有点空余的心思来思考这个假设。
在程刚眼中，这些工人、农民、学生、土匪出身的干部，围坐在桌前，一起讨论某个案例的场面，倒有点电影《十二怒汉》的味道。
说白了，这也是各种不同人生观的冲突，以及各种思维方式的较量。
因为案例本身只是一个假设，所以烈度被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但又因为这个假设实在太过真实，包括当事人都是大家熟悉的角色，所以场面同样很难完全平静下来。
而作为主持人的程刚，似乎还想要继续往里面添油加醋。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问题，我再添加一个假设，倘若在审查被怀疑的同志时发生了意外，比如某个战士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就出于义愤杀死了嫌疑人。
那么对于这场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针对那位战士，以及负责审讯的干部，他们有没有犯错，如果犯了那么又要如何进行处罚？
若是说得再尖锐些，比如负责审讯的是完锡宪同志，那么我们要怎么证明他没有出于私心，而暗自使了手段把嫌疑人给杀了。
当然，前面说了这件事我们假设是场意外，但我们又要如何才能防止那些与嫌疑人相熟的同志，因为战友的身亡而对锡宪同志心怀怨恨？
而进一步来说，因为锡宪同志在根据地内的特殊地位，正好夹在土客两派之间，倘若到了矛盾极度激烈的时刻，那份怨恨又会不会成为点燃炸弹的导火索？
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允许我继续做这么个放肆的假设，首先锡宪同志作为拦路石，是要被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