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不优越、经济不发达造就了这里分化不明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权的分散、公田的发达、工商业的落后及相对闭塞的环境，都显示边界与外部社会的距离。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种可以被视作贫穷的生活在当地人眼里，其实很可能会别有一番景象。”
这是程刚在结合后世的资料和前段时间的调查，给学员们讲解农民问题。按照后世普遍的理解，农民沉重的负担一直被认为是导致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因，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比我们所了解的大概脉络要复杂得多。
首先必须得清楚，因为内外环境恶化导致的财政经济压力，以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国家及各级政权对农村的财政索取明显加大，金陵政府成立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有增加。在考虑到中央权威软弱，军阀横行的时代，地方军阀、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所以，边界的农民与其他地区一样，都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
“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这份记载就是当时农民的普遍写照，由此可见，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仍然是农民需要付出重大努力的难题。
但是，在了解这点的同时，又需要认识到，部分边远地区的农民（比如边界地区，凝岗、遂川等周边六县），其具体生活状况还有另一种呈现的可能。山高谷深使这里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发育，同时也形成相对闭塞的环境，也就是一些方志史料中记载的“力耕务本”、“民风淳朴”之类的描述。
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就能发现，愈是靠近城市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民的生活愈加窘迫，匪患及谷贱伤农固为原因之一，而负担过重亦为最大原因。相反，那些地势偏僻的山区，因为大地主和赤贫佃农的比例较低，大半农民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