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刚刚从中国赶来的红军官兵，刚一靠岸上陆，马上就开始帮着日本的普通平民老百姓搭建简易的棚屋。
在中国红军之后，就是以各种名目的工作组形式赶来日本援助的行政干部。这批人大部分都来自绥远、宁夏、陕西、甘肃和山西几个省区，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海原大地震的灾后振兴工作，经验同样丰富。
其中很多干部原来是在西北当地的工矿企业工作，有过和日本技术顾问相处的经历，所以不少人也懂得简单的日语，到日本以后一边帮助日本政府做救灾方面的工作，一边接着学习日语，所以交流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语和后世令和时代的日语截然不同，外来语极少，对于假名也没有怎么滥用，汉字依然是日语的主体。而且从日本东京革命加入东亚联盟以来，片山潜政府也和中国进行了文字改革方面的协调工作，日本政府在1921年制订的日语常用汉字表中，有超过六百个常用汉字，都采用了中国简体字的简化方案，这就进一步统一了中日两国的文字使用习惯。
在口语方面，也因为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几年间中日两国频繁的人口流动，所以不止大量日语中的技术用词流入中文的口头语言，同样，普通话里的大量词汇也相应流入到日语的口头语里。
这一回友援会组织的大规模对日抢险救灾援助，又加速了中日两种语言、文字逐渐协调和统一起来的历史进程。
1923年的中国在建筑和工程技术方面比较日本没有多大优势，可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党从徐州的建设开始已经积累了大量工业都会的规划建设经验。相对来说，日本在明治时代以后，就很少再有像这样犹如白纸上作画的城市规划机会，因而也不得不借重中国方面的意见。
友援会中不仅有负责一般工作的军的事和行政干部，也包括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建筑工程师。
日本在关东地区的主要城市，像东京，一直没有尚未形成近代城市规划的体系系，而土地区划、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