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应该找不到多少了。”
我纳闷地问道：
“怎么还扯到那个时候去了啊？”
王启年也不和我解释了，直接说道：
“很快你就知道了，那个在这里细说，现在咱们还是去找他，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自己瞧吧。”
他说着，我们就走出角落，走进一条狭窄的堆满杂物的过道，从一个小小的旁门进去，来到这个大四合院的侧面，走上了青石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回廊。靠着回廊尽头上有一个低低的拱形过道，从这里一直通往租房子给周春兰的房东的儿子的房间。
这是一间高大的屋子，里面杂乱地摆着家具和各种家什，到处都是被翻动过的痕迹。
屋子里只有一个人，他站在较远的一张桌子前边，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瞧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接着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欢呼着：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他对我的同伴大声说着，一面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向我们跑来。
“我找到了凶手的照片了，我听说这小子爱好照相，家里有台老式的照相机，就想着他会不会偷偷地拍一下漂亮的女房客，果然被我找到了。”
即使他捡到了100块钱，也不见得会比现在显得更高兴。
王启年给我们介绍说：
“这位是协查组的林同志，这位是我们学校的肖雨城老师，也是在组里帮忙。”
“您好。”
肖雨城热诚地说，一边轻轻地握住我的手。
他长得白白净净，看上去才30多岁，带着副黑框眼镜，十分地文静，和刚才的激动判若两人。
“我看得出来，您是在部队工作吧？”
我吃惊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没有什么，”他腼腆地笑了笑，“军人和警察的气质是完全不同。”
我还是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