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的门可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王启年脸也不红一下地说：
“是的，不过也不过分。我有种感觉，你们会需要他的。”
王启年突然停下脚步，看看周围没人，然后趴在我耳朵边很小声地说：
“你们要找的东西应该已经去了日本了。”
我惊得大声地“啊”了一下，这真的是最坏的一种可能，居然成真了，怎么不让我大吃一惊。
王启年赶紧把我拉到一边，再看没人注意到我们的谈话才松了一口气，轻声地抱怨地对我说：
“你作死啊，大惊小怪的！泄露出去一个字我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忙轻声问王启年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没有…”
王启年道：
“我是组里的顾问啊，你真以为是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啊？案子已经基本查清楚了，很快你们应该就可以收到报告了，毕竟耽误了太久了，凶手已经跑到日本去了，要找就得到日本去找了。”
听到王启年的话，我知道在这里不适合再继续问什么案情了，一是我很快就可以知道得更详细和全面了，二是这里人多，要小心隔墙有耳，泄露机密。
但我又马上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奇怪地问道：
“那这些和你那朋友又有什么关系啊？”
王启年道：
“是啊，我们只是教书的，搞刑侦都只是客串，但这事可能还真绕不过他去，我也是看到你了，才临时起意的。”
听到王启年这话我倒有点不乐意了，有点失礼地地说：
“就这位给《读者文摘》（美）和《故事会》写历史推理小说稿子的学数学的档案管理员吗？”
王启年当没听见我语气里的讥讽，肯定地说道：
“是呀！天晓得他都研究了些什么东西，反正正好他对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刑事档案资料专研得也非常深透，这样的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