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统思维和文化，肯定是潜移默化多有影响的。
历史上，哪怕到了八国联军都进京城了，很多留学生的思维，还是琢磨着“大同”的。
以至于有人写文章狂骂。
所谓【新学学生，善讲大同，学我国人之无民族思想至于极点。远者不论矣，试读最新之议论类，皆主有世界大同、并无东亚、西欧之区别】
【此种臭谈、此种贱奴、欲得而扑杀之】
当然这种纯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以“抽象的永恒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想法。
但也足见那些先辈的传统思维，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后人头顶，并且在变革期迷迷湖湖地如老马所言学了点外语脑子里就先想着用本国语言翻译一下，这种翻译是潜意识的很难阻挡的。
而大顺这边此时这些均田的激进派，他们大多数还是“空想社”，甚至是“主观社”，迷迷湖湖，脑子里模湖地有点意识，但“主观”上的意识距离科学的分析还差的远，甚至很多“主观”上社的，实质上的路线则可能是极为反动的。
这都很正常。
于此时，他们就是觉得，既然说天下内的那些非长江口、非沿海、非扶桑早期移民的那些人也算人、也是百姓，那么总要有个具体的路线，让那些人的日子也好过起来。
主观上这样想。
具体怎么做，他们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简单纲领，亦即所谓的此时大顺之显学。
只不过，他们终究太年轻。
讲道理，他们懂道理。
讲科学，他们也懂科学。
但，他们不懂皇帝。
既是争论到了“买椟怀珠”、何为椟、何为珠的问题，主持这一次学社讨论会的前辈，终于发话了。
说是前辈，刘玉没跑路之前，他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跟着刘玉在山东黄河河道上干了几年。
那时候也颇受刘玉喜爱，只是后来并不曾继续仕途，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