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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上的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说是不好的方向,则是改不好,容易出大事。
宋朝不是出过跑到西夏那边干出一番大事的落榜生吗?
而且,搞这种改革,肯定要牵扯到土地、优免、税收、考试录取、学校制度等等一系列问题。
肯定得罪人,而且得罪很多人,甚至可能搞出来大事,在朝堂上被人拉下来。
好处、坏处都有。
这也算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属于是明朝开国之初的理想化的乡村自治、乡贤教化的政治设想,伴随着白银涌入、工商业发展、人口暴增之后的不相容。
在理想化的乡村自治、乡贤教化、遏制工商的设想下,对生员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免,等于是给他们工资,让他们在基层干活。
只是,时代在发展,这一套东西现在肯定是玩不转了。
那么,就不得不设计一套新的东西,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显然,刘钰这种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极端激进式的改革,在一省或许还行,但推广到全国肯定要炸。
那么,林敏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根据江苏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大顺设计一套传统的、但又是崭新的、不以明体制为基石的制度?
如果不能做整个的制度设计,或者不敢折腾这么大。
那么,有没有办法,只稍微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明末的那些著名的思想家,都很善于发现问题。但发现问题之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只能说一言难尽。
顾炎武发现了生员问题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减少秀才数量,一个县就两三个名额,然后搞辟举法。
这样改的话,旧的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新的问题肯定又出现了。
而且,只怕比现在的问题更严重。
考虑了一下幕僚对他的“前途”的建议,林敏问道:“你们觉得,兴国公叫我以仁义而制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