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盐引制，认为只要这么改，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第五种观点，就是刘钰这一派的观点。
刘钰这一派的观点，用当初刘钰和林敏讨论的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还没到从东海到西域，能够月初发车、月末即到的状态，那么搞纯粹的市场调控，那就是脑子抽了。
搞纯粹的票法，真的是过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过于小看商人的投机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开始的白银流入、资本积累过快垄断过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适用于一个长宽千余里的国家，至少此时并不适用于一个广阔上万里的国家。
所以，刘钰说，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补补。唯一不算修修补补的、有意义的改革，就是搞大盐场，提振盐的生产。
这算是真正进步意义上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
而在销售端，既要相信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资本对市场的扰乱和阻碍。
所以，要搞全面的盐政改革，提振川盐、山西盐、长芦盐、闽粤盐、滇盐，搞一个全面的盐业总公司，协调管控。
依靠各处的生产进步，来缓解物流运输带来的诸多问题。
物流运输问题，现在是无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产端开动脑筋，让各个产盐区都能辐射一个合理的范畴，由国家成立的盐业总公司，根据盐的生产成本，调控征税，稳定价格；同时通过官运商销、明票暗引的手段，确保盐能抵达大部分国土并且销售出去。
这五种对于盐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刘钰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盐政改革的重点，是不是淮南垦荒”。
换句话说，刘钰眼里的盐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垦荒，而淮南垦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资本种植棉花，为大顺的墨西哥棉替代计划打好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场盐政改革就是意义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