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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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