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些年没少耳濡目染一些不是很新的、被刘钰从先秦故纸堆里翻出来胡诌曲改断章取义后的道理。
对资本的逐利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个简单的类似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理解。
针对这个问题,皇帝的担忧,是绝对有道理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外都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国家放水发钱,希望钱流向的地方,然而钱总不往那边流。
大顺这边,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刘钰希望钱往工商业上流,但现实往往是钱往土地上流。
皇帝担心的就是一年五六百万两的白银,明明预想是开发南洋,解决粮食和人地矛盾。
结果呢,这些热钱,全都囤地,反倒使得人地矛盾更加严重。
刘钰设想过,逼着小农破产,逼着百姓下南洋。
但那说的是闽、粤地区,最多加上个松江府。
而真正需要下南洋的百姓,最难的一步,反而是怎么活着走到有船、有人收购人口下南洋的地方。
不管是南洋,还是南半球的新苦兀,大顺要面临的问题始终都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的认为那里能赚到钱,于是花钱让没钱的去给他们赚钱”。
所以,刘钰对南半球新苦兀的希望,寄托在金矿上,而不是寄托在那些可以开垦的上好土地上。这里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土地再好,粮食卖不了钱,只对穷人有吸引力。
卖不了钱的粮食只是粮食,对吃饱的富人而言毫无吸引力,除非这些粮食能换成钱。而南半球大洲能让粮食换成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地的金矿需要矿工,矿工需要吃饭,种粮食是为了挖金子。
而对南洋的希望,寄托在豪商开发买卖奴工上,而不是自发移民去当自耕农上。
短期内刺激南洋开发最好的方法,就是国家从南洋收粮食。而能让国家层面收粮食的方向,也就只有京城和驻军所需的漕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