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心里同情,但要让他们跟着一起干,也会犹豫;有穷弟兄跑来藏着,也能帮一把;但和外面那些交不起人头税的苦哈哈一起造荷兰人的反,却又不太敢。
就算城外那群人打进了巴达维亚,遭殃的是荷兰人和高等华人。就算“均田免粮”、“分配土地”、“糖厂充公”,也和这些这些小手工业者没关系……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就像是卖馄饨的,他就不信城外的奴工华人起义成功,能把他的馄饨摊子抢了?
最多也就是吃碗馄饨不给钱而已。甲必丹倒是不屑于吃馄饨,但要是真吃馄饨,就算给钱,也不敢要啊,无甚区别。
城内城外因为阶级不同,心思各异,此时也很难用一种和阶级叙事不同的共同体,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城外的人多,有力量,有胆魄,敢牺牲,敢流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但是,没钱、没人际关系。
没钱,也没有人际关系。也就搞不到枪、搞不到炮、搞不到火药。
城里的人,有钱,有人脉有关系,能搞来枪、炮。
但根本又不支持起义。
历史上起义爆发的时候,城外的奴工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城里的人半数在骑墙,半数还相信荷兰人会公正地对待他们,毕竟荷兰人“是讲法律的”。
结果就是城外打的热火朝天,城外的华人乌衫党、无裤汉,和荷兰人打、和印尼雇佣兵打、和酋长骑兵打;城里的人,却遵守荷兰人的命令,将手里的武器哪怕小刀都交了出来,直到荷兰人的屠刀落在手无寸铁的他们头上。
而那些没有被屠戮的高等华人,或者提前告密的四位雷珍兰,则对城外的起义者恨到了极点,认为是他们的暴乱才牵连了自己。顺带雷珍兰和甲必丹,在起义爆发之前还在勾心斗角,雷珍兰绕开了甲必丹直接去总督那打小报告,为的是将来做甲必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连怀观居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