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5日。
深夜。
“周副主席！”王若飞疾步走进办公室，“这是果脯今天下午发表的新声明，关于政协、关于和平建国、关于两党裁军条件方面都与此前我们与之磋商的草案有很大区别。”
“这是图穷匕首见。”看完声明和简报，周副主席的剑眉拧在了一起，“若飞，此事需要你回延安，召开政治局和军委特别会议，确定今后我们的方针政策，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这就起草密电。”
“我想的也是如此，但现在有个问题，”王若飞说，“十分钟前我联系了美军联络官，非常奇怪，4月7日和8日重庆无法调出美军的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如果要我和邓发赶回延安，要么等到4月9日以后。如果我们选6日回去，那么上午11点就要起飞了。”
“果脯应该是在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周副主席说，“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我们的时间很紧，如果9号返回，我们手中的时间就少了三天。若飞，你和邓发、邦宪做好动身准备。我今天晚上睡晚些，将我的意见写下来，请你带到延安，在会上代我宣读。”
王若飞立即回去做准备。周副主席坐回书桌，摊开信笺准备写电文和自己的会议报告，又想起了一件事。
周副主席拿起电话听筒。
“叶挺同志？”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有一个意外的事情。原定4月8号飞回延安的计划，现在有变动了。”
“……如果想早一点动身，那么就要赶明天上午11点的美军飞机；如果不那么赶，可能要顺延到4月9号或者10号。”
“周副主席，不用做选择题，”电话中的声音因为心情激动，音量变得很大，“哪怕是早一个小时回到延安，都足可令我心潮澎湃。我等不及了，我明天11点上飞机。”
“好的，那可能就要辛苦你和秀文了，可能要连夜收拾行装，还有孩子们也要做好工作。我们就暂别几个月了。”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