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的时候，亚当向我打来电话，她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了他们那边的情况。
“长谷川疯了。”她说。
我立即询问，“你们在哪里？”
她先是报出了一家正规医院的名字，又发送短信，将她在医院内部的具体位置告诉给了我。
半小时过后，我赶到了这家医院的住院部的三楼，亚当像个病人家属似的，沉默地坐在走廊旁边的长凳上，她的对面是一间单人隔离病房，门扇半敞着。
我缓步凑到门口，向内部瞄了一眼，只见长谷川正孤零零地蹲在病床上，双臂抱膝，面孔低垂。
他居然依然佩戴着墨镜和口罩，此时正如石像般地盯着凌乱的床单，整个人散发出来一股悲观消极的氛围，仿佛一个不惑之年的男人，尽管家里有妻子和孩子必须照料，却在十分钟以前赌输了所有家当，甚至连还在世的爸妈的房子都赔了出去，于是便开始思索，是否要用这条床单拧成绳子，索性自杀算了。
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人，是一名护士，正在小心翼翼地接近他，手里握着注射器，里面装着的说不定是镇定剂吧，她用谈判专家对待绑架犯一般斟酌的口吻说，“你好，先生？”
长谷川不动声色，因为他佩戴墨镜和口罩，所以也没人看得出来他的神色。
“我要过来喽？”护士慢吞吞地，又走近了一步，好像自己走的是什么地雷阵，走错一步就要粉身碎骨。
蓦然，长谷川抬起头颅，从喉咙中发出了非常响亮的，好像发情期的雄性大猩猩对待其他雄性一样的怒吼声，连地板似乎都在怒吼之下震动了。
护士吓得把注射器摔倒了地上，转身就跑，而长谷川则又低下了头。
我连忙让出路，护士就这么跑远了。
“如你所见。”亚当纳闷的声音，从后面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他根本无法交流。”
“我现在最费解的是，你就这么把他弄进了这家正规的医院里？”我回头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