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义兰与他们不是同年、同窗、同师、同乡。不在四同关系里，又是道教徒，那些官员便对他不怎么看重。后来见他层层上告，居然丧心病狂的的对耿义兰动刑，打得他遍体鳞伤。
这便有些下做了。要知大明的文官不是个个体概念，而是个集体概念。明朝的文官体系，如同一张编织严密的网，每个文官，都是网中的一个节点，动一个，就是动一个体系。
退休或改行的官员，一样属于这个网的范围内。他们享受官员的待遇、补贴、优免。同样，也受这个规则的保护，对致仕的官员任意迫害，实际也是在破坏整个文官制度的游戏规则，为体系所不允许。
更何况耿义兰是嘉靖年的进士，科分辈份比那些主审官还要高出许多，按理说，那些人是要执学生礼，规规矩矩地喊他一声老先生，老前辈。他们不但不恭敬前辈，反倒对前辈用刑，耿义兰如何咽的下这口气。
这个时候，这件事已经从一起简单的地产争讼，演化成了佛道之争。同样，耿义兰也不能受这种窝囊气，纵容这种反规则的行为。因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上告申冤之旅，而整个道门，都有不少大能开始出来，做他的隐形后盾。
陈伯年与他既是同门，又如何能坐视？除了赞助路费外，又想起，对面既然是国舅，自己这何不也找个国舅？来个以国戚而斗国戚，以佞幸而战贼秃？因此郑国宝说的条件，他全都肯应，只要能斗赢那些和尚，付出这点代价，又算的了什么？到时候道门中一提起我陈伯年，都得说我是护教功臣，光这份荣誉，就足以值回损失。这也就是所谓的少算经济帐，多算正直帐。
固然在华山地产之争里，郑国宝没站到陈伯年那边。可是陈伯年也清楚，这是感情因素，不是信仰因素。国舅和岳不群是朋友，自然要为朋友帮忙。反过来说，自己若是与他也成了朋友，他能不为自己帮忙么？国朝里怕的不是郑国宝这种帮朋友不帮道理的人，相反怕的是海瑞那种只认道理不认朋友的人。
郑国宝听完这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