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南河、北湖、西江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
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
19xx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
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则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的留守人员。
直至19xx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
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
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x国作协、x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
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