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自己一般，但细揣石越语气，却挺诚恳。他想起宣德门前之事，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若一意执着，倒似自己有什么要欺上瞒下之事，怕让皇帝知道一般。当下不再争执，说道：“石越所说也不无道理。臣以为可着中书省、礼部、刑部、翰林学士共议，制《皇宋出版条例》，再下廷议，颁发执行。”说完这话，他自己也有点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石越见王安石退步，也说道：“臣以为丞相所言有理。”在石越来说，只要《皇宋出版条例》颁布，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的意义就是非凡。至于其中有所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仅以这一点来说，那么桑充国的《汴京新闻》也是知道，所以在传出来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条例》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表示欢迎。
虽然新党中也有人在担心《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许多麻烦，但是大家也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
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颇有兴趣，再去争执，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个道理，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的。加上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老想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这时候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一批潜在的支持者的力量，实在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的话，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条例》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