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是刘文岳生于国民党世家，对两岸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具有中华特色的政党政治都有着较深的了解，基本对梁远苦笑的因由心中有数。
等周远航说完筹建岳沉吟了片刻开口说道：“大少，坦率的说，前几年由于特区政策的反复，中国实验大学的开办事宜遇阻，当时陈树柏教授就曾说过，对办校的过程中的一些步骤、处理、方法、制度等方面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摆在桌面上，大少对手中资料的任何一处不满意都可以讲出来，我相信通过开诚布公的沟通过后应该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共识。”
从19995年这十来年间，共和国的改开历程完全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以286为政之老辣都差点抵御不住国际政治大气候的变迁和共和国保守势力的反扑，改革历程数度险险夭折，中国实验大学的下马只是这种政治大背景下无数个牺牲品之一罢了。
中国实验大学项目的不了了之，很多人都归结为中国实验大学里不设党委，其实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下，这只是众多因素不算主要的一个。
从陈树柏这十点办学建议来看，中国实验大学的建立涉及到共和国的党务、教育、科技、经贸等数个部门的权益，再加上深圳特区地方政府的利益参杂其中，以陈树柏这种在共和国国内毫无根基人脉的漂泊人士来说。想推动这么一件跨部门、跨行业的复杂庞大事件无异于精卫填海、愚公移山。
更重要的是陈树柏最初计划自筹8oo万美元的建校资金，最终只完成了8o万美元的额度，早些时承诺为中国实验大学提供实习机会和大笔捐助的美国王安电脑公司，也由于陷入每况日下的经营窘境无力支持陈树柏的建校事业。
再加上彼时的共和国还没祭起教育产业化的大旗，办学绝对是件稳赔不赚、无利可图的买卖，除了少数的理想主义者哪里还会有人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总总的内因外因累加在一起才是中国实验大学夭折的真正原因。
梁远又粗略的翻了翻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