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号码956。”
“记录，号码956，王司令公馆，地址英烈街24号。”
“查，号码1761。”
“记录，号码1761，xx南货店，地址来龙巷7号。”
“查，号码787。”
“记录，黄页无记录，转查电话局底单。”
军统二处的大办公房内，宋明浩口中报着邢汉良外出期间那部私接公共电话的拨打记录，底下一群小特务快速翻找着黄页不时高声回答。
警政司再懒散，那也是警务系统，纪律部队，执行的是警规，机关特有的门面功夫做的还是很到位的，人员的考勤记录很完整。
故而只用了不到半天，邢汉良近两个月的时间轨迹便被锁定，上千条通话记录迅速缩减到了不到300条。
对于二处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对照电话黄页和电话局底单，他们很快便能摸清这些号码的户主和地址。
古琦背着手在办公房里走来走去，耳朵听着小特务们的报告，偶尔停下低头看向记录本，确保记录准确无误。
对于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注重技术、文字工作的军统，其实是他有些不刁惯和陌生的。
几年前的特务处时期，他们查案子更侧重于行动，现在则更侧重于分析和判断，即使是在对日情报工作上也是一样。
想要抓到敌人的尾巴，需要从敌方经费、人事任命上下功夫，对敌方杂志、报刊等公开资料进行研判。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信息里，往往隐藏着至关重要的蛛丝马迹，只有把无数小的线索有效综合，最后才能拼出一块完整的拼图。
与之相反的是，中统的指导思路似乎还停留在六扇门时代，认为只有撬保险柜拿到的才叫情报，过于轻视公开和低密级资料的价值，难怪少有重大收获。
望着“文质彬彬”的小特务，古琦甚至怀疑，几十年后的情报机关会不会没有了行动部分，完全依靠公开的信息搜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