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的签订，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满洲战略的一次战略性胜利。
毕竟，在签订前后的这近一年里，首先是东北军在热河一线的奋力一搏彻底宣告失败，接着是长城抗战的无疾而终，最后果、日双方联合围剿吉鸿昌、方振伍部。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便直接预示了日本对东四省（包括热河）的实质性占领，而越过长城一线之后，关东军所面对的就是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北平已被三面包围。
所以也难怪当时的常凯申会在日记中写道：“接何（应沁）黄（浮）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
当然，即便如此，常公仍然不愿从对赤战场中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甚至就连已经对东北构不成实质威胁的东北军，他都要想办法将其拐到陕甘甘，以对赤匪造成更多的压力。
而恰好的是，日本人对常凯申的心思摸得也相当清楚，早在夺取热河之后不久，他们就派出武官藤原，邀约果党平津地区负责人黄浮到其私宅密谈，并向对方传达了和谈的信号，这才有了接下来的《塘沽协定》。
关于此次协定的内容，最重要的无非两条：
（1）日军撤至长城一线（同时也意味着金陵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2）夏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这便给将来的事端留下了引子）。
甚至更坦诚地说，半年前的那次隐秘谈判其实根本就不是谈判，而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命令。
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对常凯申派去的人员所说的那般，夏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而金陵政府唯一可供操作的余地，就是不能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
而在协议签订半年之后，准备走马上任华北驻屯军司令的梅津美治郎，自然尤为关心下一步的操作。
而且因为他之前一直在本土和欧洲任职，缺乏与夏国有关的经验，所以也颇为重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实践的松室孝良，至少随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