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江南地区的识字率，不仅相对于古代标准而言算高的，即便放到之后来看，也足以让人称道，起码胜过民国平均水平是没问题的。
虽说这种比较多少有点“田忌赛马”的嫌疑，但考虑到两者之间四百多年的差距，确实值得所有人思考。
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据程刚自己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得归咎于江南一带发达的工商业和较高的城市化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
老百姓总是最实际的，如果说读书认字不能为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或便利，那么又何必去白费那个功夫呢？
对于当时的中下层人民而言，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几年蒙学，花费确实不小，但只要能写会算，就可以进城当个学徒，至少养家糊口总是没问题的，这便是最初的动力来源。
而越来越多的识字人口，又带动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拉低了受教育的成本，如此只需局势一直向好，便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不存在一直向好的情况，随便一个灾荒或者动乱都可能打破当时脆弱的平衡，偶尔出现的景气时代并不能用来说明今不如古，只能能作为佐证的参考。
实际上，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直通用的，建国后平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那时飞速的工业化，而其中一段时期的增速放缓，则同样可以归因于此。
至于为何土共扫盲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则主要源于对农村基层的深入变革。
拿到平分而来的土地后，农民对土共的支持堪称空前绝后，而随时可能失去土地的压力，也让他们爆发出了强大的热情。
当所有人都知道要保卫属于自己的革命果实时，无论做什么都动力满满。
于是这股热潮便被顺势引导，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被集中到了军事领域，但也有不少汇入工业、教育等方面。
尤其是等到根据地日渐成了气候，工厂、学校、医院乃至军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