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点损失对于日军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反而是同盟军这边，不像日伪军可以由后方的关东军第四骑兵旅团派出骡马队补充给养，同盟军的物资基本上用一天少一天，而常凯申的封锁就更是使得局面雪上加霜了。
等到了8月，日伪军兵分两路卷土重来，负责前沿防线的吉鸿常部奋力抵抗，勉强迟滞了敌人的攻势。
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经费耗尽，外援无望，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最后不得不解散了同盟军司令部。
本来其实可以不止于此，因为就在张垣南面便是红五军团开辟的根据地，刚刚白手起家的穆虎三再穷，省出点物资接济同盟军也是够的。
但恰逢此时，苏联方面横插一杠，使得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应该说这时期的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实在是让人捉摸不定，对于土共的态度就不提了，现在两边还未达成完全的信任，只是勉强做到了互通消息。
而在其他军阀的问题上，苏方先是答应冯遇祥可以从外蒙提供一定军火作为补给，后来却不知怎的又没了消息。
而就在同盟军成立后不久，《真理报》便发表评论，声称：“冯遇祥虽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当这份评论后来被传到土共中央时，只得到了李润石的一句评语：“不知所云！”。
但现实总是戏剧化的，从六月底开始，先是遭殃军对多处南方根据地进行大范围围剿，然后是东北军进攻陕北，这不仅极大地触动了国内同志的心弦，也让收到消息的苏联变得愈发敏感。
或者说这两年苏联一直都相当敏感，自九一八之后，他们就对日军的行动极其警惕，忧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场景再度上演。
对于日方，苏联首先将本应由夏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直接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以避免与日军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