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被那些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批判为教条主义，如此待遇也就只有程刚这样的奇葩才能享受到了，但不得不说这一模式确实很有市场，毕竟背后可不是光辩经那么简单，实际上还是看谁更能够争取到大部分同志的支持。
在这点上程刚确实占据了相当的优势，因为本身就有物质基础，又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抵消了反对派的理论权威，而且他自个也从不争权夺利，与人兑完子后就由着李润石和伍翔宇上场，哪怕有人把他恨得牙痒痒都没用。
伍翔宇的这番话，也算是给程刚打上了一个补丁，让一些保持中立的同志逐渐改变态度，我们不是不打大城市，而是现在条件还远没有成熟，需要再发展一段时间，我们也不是彻底否定苏联路线，而是夏苏两国所处阶段存在确实先后差异。
这套说法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根本就尚未成熟，但不成熟的理论用来说服不成熟的革命者，有时反而会发挥出奇效。
最后当李润石上场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被争取了过来，这时的他只需要确定好具体的战略方向，然后与其他同志一同讨论，补充更多的细节，并且在存在争议的时候，使用他丰富的经验去说服对方，也正是在这种水磨功夫中，方才切实地彰显了这位的领导才能。
当然了，李润石的水平肯定不仅限于此，但现阶段的红军还没有到需要有人出来力挽狂澜的时刻，相信李润石自己也不希望真的遇上那种情况，唯一感到遗憾的可能就只有程刚一人，毕竟像“四渡赤水”这般奇迹估计是没法上演了。
很快，又是一轮发言结束，会议也接近了尾声，本来参会人员就只有一部分政局委员再加上军队代表，总共不到二十人的规模，所以在一片举手表决之后，蛰伏已久的红军终于开始行动了。
截止到七月三十一日，最终转移至洪湖根据地的队伍主要以红四军为主，先期抵达了一万余人，后面陆陆续续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偷渡’了好几批，总共不到两万人，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