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
当然了,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
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眼下其实还有一个“富农主义”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程刚自然也少不了。
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并蒙受巨量损失,不然的话,别说富农了,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
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
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总而言之,这些不成熟、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即便有了程刚坐镇,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
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
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程刚也只能甩出“你在教我做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