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改变对外政策，都逃不出要不然在外国做老子，要不然就不顾实际情况拼命“惠外”的结果。
像之前林淮唐找林时爽批评庄文统的情况以后，二办那边就已经给林淮唐递来了一些解决办法，结果无非就是要加强对今后援日干部的训练，要加强“惠日政策”的力度，以前是干部到日本指手画脚，现在是要干部到了日本以后什么话也不许说，受了欺负吃了亏也都得忍着，只能拼命“惠日”，实际上都不是好好解决问题的态度。
更要命的是，如果无法解决国内监督的问题，那么再要求想在第三国际内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监督，困难性就更高了。
梁启超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他没有代表进步党明确表态，而且还反过来要求社会党重新统一内部意见，几乎是在质疑社会党内部的团结是不是出了问题。
梁启超最后离开一办以前，还给林淮唐留下一句话：“从历史书来看，革命力量一定要团结起来，只要革命力量的团结出了问
题，就一定会面临重大失败，主席，做什么都要慎重啊！”
这一天对梁启超来说意义重大且意味深长，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几个孩子都不在家，反而是学生蔡锷正在家中等他，让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差点就以为是之前和林淮唐的谈话外泄，但想想就算真外泄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到蔡锷耳朵里去。
这几年蔡锷并没有特别受到重用，他政治上虽然慢慢过关，可在红军里主要负责教育工作，和蒋百里一起出任了北京和南京两所指挥学院的校长。其实也算人尽其才，毕竟蔡锷在军事上确有长才，又并不熟悉红军的制度、战术，让他待在军事院校里培养下一代军官反而更为合适。
蔡锷找到梁启超家里，要谈的只是些琐事，梁启超作为国家文教委主任手握重拳，蔡锷来做说客，是想请他下一年预算方面对北京陆军指挥学院高抬贵手，少砍些经费。
梁启超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不免失笑：“这事我管不到，你也知道军队另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