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言官的考核权，是由都察院和吏部行使。
考核分为两种，第一为考满，是考察那些任职期限届满的言官。考满又分为三个阶段，每三年考察一次。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察完毕，根据政绩表现，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档次，每个档次又分为上中下三等。通过对言官职掌事例的考核结果，决定其升降。
这种是有前提条件，并不适合崇祯皇帝刚才所说。
第二种考核为考察。大明对所有官员都要进行定期考察，京官六年一察，地方官三年一察。言官按照京官例，六年一考察。考察有具体的要求，要根据平时劾察过什么人、纠举过什么事等情形定结果。
这个是定期考核，时间没到，也是不考核的。
但是，因为言官的职能特殊，在常规考察的同时，大明还附加了“清流”措施，对那些被认为不称职、不合格的言官进行惩戒，也就是平日的考察。比如老病者致仕；浮躁、不及者降调；罢软、不谨者闲住；贪酷者贬为民等等。
崇祯皇帝所言，就是指这种平日的考察。都察院上官，御史之间，都可以提出对其他御史言官的弹劾。当然，都察院上官的职权更重一些，那是肯定的。
另外，明代不但赋予言官很大的职权，但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也就是权力和责任对等。依明制，，对言官贪赃枉法的惩处要比常人“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这也是不少御史言官一听刘宗周的话，会暗自骂娘的原因所在。
这么郑重其事的提出自查，那肯定是一道难过的鬼门关了。不管怎么样，总要做样子，做出一些能拿的出手的成绩来才行。而且，自身能不能过关，谁也不好说。
不得不说，从制度上来讲，大明的制度其实已经是非常完备了，至少在封建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各项规章制度真得非常完备的。
但是，制度是人执行的，大明经过两百七十来年之后，再好的制度，也已经失去了原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