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绕了几个弯儿,找到一个在研究所里工作的人,那主儿姓杜,名字很有意思,叫鹃山,送了两条中华烟,问明情况,他就说办公都换地方了,但档案仍在学校里,研究所和大学还有裙带关系,他们很多人都是大学里的讲师,我要想看,他可以带我进去,除了门口不方便,里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可老档案很难查,叫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闲话不多说,那一晚我就去了。
这大学的老楼看得出来是以前的医院改的,档案室在大礼堂的地下一楼,有百来平方米,简直是个仓库,没费什么工夫,我和杜鹃山顺着低矮狭窄的楼道下去,下面灯都没有,一片漆黑,用手电筒一照,全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架子,上面都是牛皮纸包的档案袋,厚的薄的,完整的破的,横放的竖放的,大部分上面都有一层灰,闻起来有一股纸头受潮的味道。
杜鹃山告诉我,经常用的1995年之后的档案已经全部搬走,剩下的都是长年累月不会动的,估计到要销毁的时候也没人会翻。
我看着这情形,感觉阴森森的。不过这也正好,八月的长沙气温颇高,晚上会感觉凉爽些,加上这一阴,凉丝丝的很舒服。我咬着手电筒,扇着扇子,在一个个老木头架子前面细细翻找。
说起来,我知道清华大学有一个图书管理系,当时还感觉奇怪,图书管理还有什么好学的?看到这档案室的规模,我才明白,能管理这些东西的人,那也叫天才,看这些书架,普通人肯定眼睛发黑,这还只是一个研究所的单位档案室,要是国家档案馆,上兆的量,得多少人去处理才能玩得转?
杜鹃山怕我闯祸害他,一直在边上看着,帮我一起找,并问我一些细节问题,好帮忙过滤。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中国的档案制度很完善,只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只要档案还在,肯定能找出来。可惜我现在好比无头苍蝇,只知道大概的年份,连那考古队的编号都不知道,只能每一份都翻翻。
找了半天,一无所获。我的想法是按照年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