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根本就无法形成合力。
刘大夏此时对于各方情报知之甚少，因为黄河两岸崇山峻岭，行走不便，少量官道却有鞑靼骑兵出没，导致保德以南以西地区信息基本隔绝，而大同镇方向也有少量鞑靼骑兵出没，以至于刘大夏中军的情报传不出去，京城的消息也难以传到军中。
刘大夏几次派出斥候查探情况，但大多数都有去无回。
如果是沈溪领兵，这个时候便会果断回师大同，先把与后方中断的联系打通再说，把混进大同、宣府等地的少量鞑靼骑兵彻底铲除，然后再想办法收复榆林卫。
但刘大夏担忧自己兵败被朝廷责罚，想的是如何将功补过，一心对付眼前的强敌，对于其他事情就不那么在意了。
“刘尚书，已派多批人马前往榆林卫一线刺探，仍旧不知保国公部下落，恐怕……凶多吉少！”
宁武关以西的八角所，此时刘大夏正在升帐议事。
整个中军大帐一片死气沉沉，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连日来的溃败已让这些自负的将领没了往日的风光，现在已不是边关丢几座城池的问题，而是战火已经烧到山西腹地，大同、宣府同时告急，在场一干军将，很可能遭到朝廷的责难。
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战前的轻敌和战时的冒进。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明官兵开战前都认为鞑靼已不复当年之勇，既然弘治十三年可以战而胜之，鞑靼又经过数年内乱，现在应该跟软柿子差不多，官兵们甚至连如何防备瓦剌和兀良哈等部族来抢夺战利品都想到了，就是没料到鞑靼人会主动出击。
这既是决策层的失败，也是将领准备不足，等到失败后人们才猛然觉，鞑靼人的骁勇没有变，大明边军善守不善攻的状况也没有变，改变的仅仅是他们原本谨慎到如今骄纵的思想。
刘大夏麾下大将、榆林卫卫指挥使扈凌，这些日子在刘大夏身边鞍前马后效劳，多次拯救刘大夏于危难，刘大夏对扈凌分外欣赏，他认为扈凌有成为名将的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