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