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而没有任何社会义务的“大腕”，什么国家利益、集体荣誉之类，与他们都没有关系，用后世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那个时候多好，不管你做出什么成绩，属名权都是属于集体的，再大的‘腕儿’，也是集体的一员，哪像现在，大家都只顾自己，有点数据资料啥的，都要藏着掖着，生怕被别人看到，抢了他的成绩。”
在走访中，冯啸辰不止一次地听到有老专家这样愤愤不平地抨击着时弊，同时把王宏泰拿出来当成一个反面典型进行数落。对于这样的话，冯啸辰也只能是听听而已，集体主义的做法有好处，但也有弊端，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些效果，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人们就变得越来越“实际”了，再想号召大家公而忘私，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
“还是要建立一套更全面的人才评价机制吧。”在离开浦江前往滨海的火车上，冯啸辰这样与吴仕灿探讨道，“完全抹煞个人的成绩，是不现实的。但如何有效地引导科研人员为国家建设服务，需要有新的评价机制。论文是很重要的，但仅有论文是不够的，应当把社会服务也当成科研人员的义务，除了少数纯理论的方向之外，大多数的专家都必须有社会服务分，否则不能给予晋升和奖励。”
“这个难度太大了。”吴仕灿无奈地摇着头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就思考过，但推行起来太困难了。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的评价，都是看发表的论文数，所以各单位对于科研人员的要求，也就必然是多发论文。要改变这种状况，靠咱们装备工业公司是不行的，恐怕得从最高层次来进行规范才行。”
冯啸辰点点头，叹道：“老吴，你说得对，高校评价原本也不是咱们装备公司能够做的。过去高校没钱，咱们手上有项目，高校多少还要看咱们几分面子。现在国家对科研越来越重视，高校的经费比过去充足了，也不在乎咱们的那几个项目了，咱们要想左右高校的想法，的确是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