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既立，便当以文治为主。而李泰一向扛着弘文的大旗，他想效仿，都嫌丢人。可如今不同了，在御前，李泰可是旗帜鲜明地拥戴武将的，固然他心中很可能仍然倾向文治，这么说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武将，毕竟他魏王府上正开着弘文馆，并广招天下英士呢。
但客观上，却给自已创作了一个机会，或者说是一个借口。
这时候本太子大兴文治，你们总无话可说了吧？而且还正投父皇所好。
不几日，李承乾便在几位老师的教导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治国方略三篇，第一篇主论刑狱的设置与作用。这可是属于教化、文治的内容，是为国家设立规则。
李世民看后批了几个字：“先论刑狱为重，深得经邦之要也！”
虽然从汉代.开始，儒家就已独霸学术论坛，儒家思想也确实深入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是法治从来没有被统治者们忽略过，能坐到这个位子上的人，自然明白法的重要。
得了父皇的考语，李承乾大喜，这是有多久没得到过父亲的褒扬了？
李承乾跟打了鸡血似的，马上请自已的老师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又请大儒颜师古注班固《汉书》，完稿后再度上表，李世民对此也很欣赏，将这两本书藏进了宫廷秘阁，并赏赐了颜师古缎二百匹、良马一匹。
一连两次，连获褒奖，李承乾信心大增，果然文治才是父皇心中所想好啊！
李承乾收了杨千叶的几家店铺，月底结账，进项不小，当下毫不吝啬，把这笔钱都拿出来，召集京中有文名的硕德贤良，举办了一次雅集聚会。
魏王李泰越看越气不过，这本来是我彰显贤德的手段，怎么被太子哥哥抢去用了？李泰马上召集弘文馆诸贤良，决心要撰写一部宏篇巨著出来，叫太子哥哥的小打小闹跟在他屁股后面吃土，想追都追不上。
李承乾手下没有太多文臣，举办活动也是外请嘉宾，想召集这些人长期在东宫撰写巨著，显然是做不到的。李承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