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的道光皇帝衣服上都打着补丁。
但汉文帝刻薄宫女却厚赏邓通一座铜山，宋仁宗重熙增币厚输辽国，道光皇帝更不必多说，一个补丁几两银子，在位期间更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李潼倒不是用这些皇帝的两面性来为自己不尚俭开解，而是他觉得作为一个帝王，简朴实在算不上排在第一位的美德，只要量力而征、与民休息，天下之兴衰绝不会因一家用度之增损而有所变化。
至于说上行下效，这更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大臣们转头乐呵呵去迎闯王。可见所谓的上行下效，终究还是有一个尺度的限制。
当然，勤俭节约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过时的美德，李潼也只是没有进行过于苛刻的奉行追捧，他本质上仍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罕有铺张浪费的举动，凡有用度经营必有一番长计取舍。
外苑进行的各种商事经营，从一个方面讲的确是皇家亲自下场、倡导整个世道追求物欲享受的风潮，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则就是决定了这股风潮的上限。世道人家哪怕再怎么崇尚生活精奢，总不能逾越皇家。
如今整个大唐商贸的发展已经成为一股大势，即便没有皇家的引导，整个世道必然也会转向浮华尚奢。但只要各种物欲的享受整体上并不超过世道之内生产力的发展，大不必对于这个问题过于警惕。
眼下大唐的生产力发展尚没有达到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程度，但需要防备的是一些权势富贵顶尖的人物消费水平跑的过于超前。生活品质的提高是所有人的追求，而穷奢极欲则大可不必。
所以外苑这个场景与其说是倡导物欲奢靡，不如说是给社会上层人家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模式与典范。
起码在李潼有生之年，是不虑外苑的经营失控，若连宫造产业这一亩三分地都管控不住，天下又会混乱成什么样子？真到了那种时候，俭与奢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该要考虑怎么续命了。
最开始，李潼对于这一点还没有太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