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