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谢若男手中的木箱，女同志下意识的避开了，陶青便没有再坚持。
上了二楼。
陶青指着左侧的房间说道，“那间是我们的卧室。”
说着，他唯恐女同志误会，赶紧解释说道，“你睡床，我可以打地铺。”
谢若男有些害羞，点了点头。
“重点是三楼的杂物房，必须要确保那里的安全。”陶青说道。
谢若男小声问，“电台在三楼？”
陶青立刻表情变得严肃，“记住了，绝对不能再提到类似于‘电台’这样的字眼，哪怕是私下里也要尽量避免。”
他看着谢若男，继续解释说道，“我们要避免因为养成了习惯而说漏嘴的可能。”
“明白了。”谢若男点点头。
她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的人。
陶青看了谢若男一眼，他不确定谢若男是否将他的提醒和叮嘱听进去、牢记在心中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时刻注意，多提点谢若男，以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纰漏的可能。
事实上，对于组织上安排了一名队伍上下来的女同志当自己的搭档，陶青并不太认可。
这并非他对于队伍上的同志有偏见。
相反，陶青自己本就是红色武装走出来的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他对于队伍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但是，正是因为自己同样是从队伍上出身的，他才更加清楚一名红色队伍走出来的同志想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秘密战线同志是多么的困难。
两年前的时候，彭与鸥同志抵达延州，经彭与鸥同志的建议，组织上派遣红色电台高级干部陶青辗转来到上海开展电报工作。
初到上海后的陶青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为党组织工作”的紧张状态中。
房靖桦同志在同陶青同志会面之后，认为出于隐蔽战线的需要以及对于陶青自身安全的考虑，组织上应该留出一些时间让陶青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能有一个“熟悉并且融入”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