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出，郑国泰这一袭职，其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实际意义的。
王皇后母家既得爵又能袭封，是因为她是中宫皇后；王恭妃母家得爵，是因为她是明光宗生母，天启皇帝的亲祖母；刘昭妃母家能袭封，是因为她已位同皇太后。
而万历十七年的郑贵妃却还只是一个皇贵妃。
万历皇帝让郑国泰袭父职，在朝臣们眼中，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皇帝定然已是有意让郑贵妃正位中宫，或是想让她变成大明下一任天子的生母，或是想让她成为像李太后一样的皇太后，才给她母家和王皇后一样的待遇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朝臣们怀疑万历皇帝已下定决心废长立幼，并且在万历十八年发展到集体为朱常洛申张的地步，并非全然是无理取闹。
朱翊钧始终觉得国本之争的责任理应在万历皇帝身上，郑国泰的袭职风波以及万历后期由国本之争而衍生出的党争原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他又难免对郑贵妃存了点儿疑心。
即使万历十五年和万历十六年的郑贵妃是真心不愿朱常洵卷入国本之争，但郑国泰逾制袭父职一事，她应该也在背后起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上的郑国泰父子很是骄恣，在国本之争中，曾与其从子郑承恩向万历皇帝上疏主张早立太子。
廷臣因此又反过来怀疑郑贵妃预谋夺嫡，使得万历皇帝下旨夺了郑国泰的俸禄，又贬其从子为平民。
且万历四十三年时，郑国泰还被怀疑指使张差刺杀朱常洛，一手替郑贵妃炮制了梃击案。
只是后来万历皇帝欲息事宁人，并未追究郑国泰的责任，还让他顺利升到了左都督。
虽然朱翊钧觉得梃击案另有隐情，但对于郑贵妃及其族人，他总是觉得他们并不像明朝一般外戚那样被动。
或者换句话说，朱翊钧他本人对所有人格低下的男女都持有一种戒心，对太监如此，对阁臣如此，对妃嫔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