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总而言之，大明律也根本就没脱出这一套的框架去，整体上还是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
崇祯皇帝早就对这个什么议、请、减、赎、官当一类的玩意儿不满了。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这几条规定面前，真的就成了一个笑话，有官有钱有名声的，还真就可以玩弄律法。
凭什么？
自己才是皇帝，自己绕开了律法怎么玩是老天爷给的权利，其他人也想这么玩？谁给你们的胆子？
但是，真的要全面修改大明律，明显也是不太现实的事情，而且修律这种事儿，也不是自己跟温体仁在这里一拍脑袋就能决定下来的事情，少不得要等回京以后，召集内阁并八部还有大理寺等等一起研究这玩意，最后才能开始修律。
真要是等到大明律修完并且实施下去，估计时间就得拖到崇祯十四年末甚至崇祯十五年去了——而这个速度，已经算是快的了。
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这次的福寿膏案解决了，再谈其他的事情。
崇祯皇帝出行，除了必要的内厂番子和锦衣卫的随行保护之外，东西二厂也是派足了人手随驾的，因此想要挖出什么情报来，简直比崇祯皇帝在京城的时候还要方便。
尤其是那个被抓起来的汉子，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硬汉，连一套刑罚都没有熬过去，就痛快的招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