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