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抉择,并不只是大顺自己的事,而是一场关乎世界日后思潮走向的大事。
不只是因为大顺现在的体量,内部一动,若有个三长两短,肯定会引发世界局势的巨大波动。
更因为,从启蒙运动、重农学派等开始“东学西渐”以来,某种程度上说,大顺仍旧对那些“生产国”而非“商业国”,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不管是所谓的迷信的无神论;在欧洲算是非常激进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亦或者那种依托于空想的“天下为公”的传统的基于“人道”的空想……
种种这些,对于欧洲的很多激进者而言,都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超脱于空洞的巴黎沙龙辞藻的可考察的道路。
事实上,大顺这边,有不少欧洲人来求学、游历,并且仔细考察大顺这边的道路,并不断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将之前的“东学西渐”,持续下去,并且影响力越发的大。
正如此时,大顺这边的继续下去的改革,只要不往回退,但凡往前走,各个派别总能从刘玉那些乱七八糟东拼西凑的理论中找到依据一样。
亦如刘玉生前自嘲的,说大顺在生产和消费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在生产力概念上是李斯特生产力、在对未来的构想上则是衍生出圣西门主义这样的一个三头缝合怪。
这种缝合,产生的问题当然很多。
比如说,被讽刺为生产和消费问题上的马尔萨斯经济学。
在大顺内部,实质上也是有分歧的。毕竟,大顺不是英国,甚至不是日本那种封建贵族制,是以自然没有纯粹的马尔萨斯。
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算是一种“消费不足论”。
大顺国内的一部分人,当然是旧体系下的得益者,支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地主、贵族、军官等等,属于理论中那种“有效需求”。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出来这么多东西,工人的工资肯定不可能全都买走,那这不得需要一批专业的、专门的“只消费、不生产、靠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