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玉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玉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玉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玉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