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大顺没这本事，所以问题才是问题。
以此时大顺的生产力水平，配一个超强的能深入到基层的统治集团，整个国家以“造船移民”为重心，一年移个大几百万人，易如反掌。
然而大顺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这个“做100桌菜”的比喻，某种程度上，也基本就是老皇帝的那番话。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少，从技术角度上讲，在西苑用了硝石等天然化肥、脱裤子放屁用蒸汽机抽根本不用抽的水的皇帝，算得上是在技术上已经品尝到了“那一桌菜”的美味。
不管是出于儒家的理想、还是出于对统治的维护、亦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那都无所谓。
有这个想法，哪怕是被刘玉划为洋务运动思想的变种，依旧可以认为算是有点仁心仁德。
不过，这和前些日子，在大清河新堤坝旁，给刘玉献“南北两河并行之策”的赵翼，犯得是一个毛病。
大顺的黄河问题，从不是个单纯的河工技术问题。
甭管是一条河道、而是两条河道五十年换着流，这都无所谓。技术上，毫无压力。
甚至于，历史上，清中期，很多有识之士对黄河北河道的建议，都是直接走大清河、复梁山泊做调节水库。而最终，决口的黄河也确实走的是大清河。可以说，数千年的治水经验，在眼光和技术上，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黄河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南北两河并行之策”。
黄河问题的关键，是南洋的西洋势力、西北的游牧势力、漕运走海的安全性驱逐西洋势力的保证、安置或者镇压百万漕工……
凡是不说这几个问题怎么解决，空靠嘴在那谈黄河问题的，一律可以视作扯王八犊子的空谈——谁家关乎统治安稳、南北不分裂的漕粮问题，敢顶着做生意都跑到舟山松江的西洋人的武装商船，直接搞海运？不把南洋、澳门的西洋势力解决了，走运河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