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