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林敏和他的幕僚们所疑惑的那样,这一次搞对扬州生员的羞辱,好像于施政上并无意义。
实际上伴随这运河被废、海运兴起,扬州的城市地位的下滑、以及盐业改变重心等未来,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废运河、换盐场之类的涉及全国,涉及朝廷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几百儒生所能阻挡的。
刘钰在苏南搞动静更大的土地税改革,面对一万多生员士绅,还不是棍棒殴打再给甜枣,很容易就解决了?
要是连这种朝廷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都会被一州一府所阻挡,那只能证明大顺的中央集权已经彻底崩了。
然而,现实是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年皇权和中央集权都在加强。
那么,这种羞辱,或者说把事情搞这么大,真正的意义,也就在于借这件事,一场关于经济、儒学的大讨论。
或许,也许、说不定、大概、可能,就解决了大顺破理学,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问题。
虽然刘钰的意识形态,和儒家基本上尿不太到一个壶里。
但出于理论自信,刘钰还是希望给儒家许多机会,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自发变革和魔改,从而引着大顺走向近代化。
既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自己花了二十年改变了,至少改变了苏南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基础。那么,新的上层建筑是否能立起来呢?
所以这一次,不过是借着扬州生员反对废盐改垦,搭台子、唱大戏。这些人最多也就算是戏剧开场前的那声锣。
是以,这件事的发展,也算是个标准的头轻、脚重。如林敏的幕僚所言,就算那些生员得了舆论支持,大有道理,那么兴国公就真的放弃废盐垦荒的改革了吗?
既然根本不可能,那么这个形式本身的意义,又能多大呢?
事情的发展,也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
最终审判的那天,刘钰就当是看了一场“为了拉拢人民,把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