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归腹诽,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
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有资格“任性”地偶尔当一会儿人。
包括诸多皇子在内,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
皇子之下,刘钰已是公爵,到顶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他要是有过多的“人性”,一旦站出来,将来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烦。
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实则就是自言自语,自我感慨。因为这话,就没有臣子敢接。
盖棺定论、盖棺定谥号,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
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
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现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自然是大事。
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吗?
以史为鉴,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终坐上龙椅的吗?
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西南改土归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补补。
除去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