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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所谓的两税钱总定额是如何来的？其实很简单，原本的县乡户口、田亩其实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政府来说就是本糊涂账，更别说现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了，故而对第五琦、刘晏乃至杨炎所处的时代来说，“把税收上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故而因时制宜，杨炎的总税额标准就是州州叠加，拿的是过去的数据，即“各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打个比方，就拿高岳的兴元府来说，梁州府所在州大历某年给朝廷缴纳的钱谷数最多，那这年便恒定为梁州两税的定额，以后都得这么多；洋州是大历另外某年最多，那那一年的数额就是洋州两税额，以此类推，如此把梁、洋、利、凤、兴的税额都加在一起，便是整个兴元府的两税总额。
说白了，陆贽认为两税的总额压根就没个谱。
此外所谓的两税额，还是过去把正税和所有苛捐杂税都加在一起的，等于是把苛捐杂税“合法化”、“定制化”，刚刚推行时，皇帝还信誓旦旦昭告天下，说两税以外不能再别征一钱，可那也只是说说罢了如今唐朝的税收非常混乱，朝廷征完两税，地方的藩镇、州郡还要变着花样加征，又被胥吏层上下其手漂没部分，层层盘剥叠加，最后全都转嫁到百姓的头上。
百姓苦不堪言不说，朝廷也未见征得多少钱上来，这种税制是很僵化的，没有什么弹性可言，即同样所说的“量出制入”要花多少咱们就征多少，预算什么的是不存在的：一旦遇到重大战事，朝廷的两税钱花完，那么只能在下一年提高两税钱的总额度，多出来的部分又在各层的“关爱”下，翻了几番，遭殃的还是百姓。
这时陆贽又指出：“大历年间各州人户也好，田亩也罢，和如今相比，变化极大！而各州两税钱却还按照旧的数额分摊，使得穷州税多，富州税少，长此以往穷州因重税更穷，富州虽富却不纳税。最后穷州的人户不堪重负，只能往富州逃亡，或托庇形势户为佃农，不再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