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几名金吾子弟已喝足了酒水，烤着温暖的火，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
然而刘晏的策问还剩两道，“四问，开天以来，版籍败坏，流民无寻，国家军资多仰商贾，然前代规定，商贾须缴二倍于民之户税，另额外征十一之税，以求抑商之效用。而今是该重商，还是抑商，可否请郎君明示？”
高岳拱手回答说，“行商、坐贾，皆得货殖之利，国家与其抽其本处重税，不若将商贾赋税等同于民众，转而榷茶酒铁盐之专卖、交易除陌、关津埭程、外夷市舶之税，必十倍于昔。谨对。”
原来高岳的意思是，唐朝前中期所谓的“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便是抬高商贾的人丁税，使其倍于普通百姓，而在商贾贩货的流通环节里却很少征税，这是那时政策制定（本章未完，请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