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滞留长安十五年却依旧下第的刘德室，想起受困三十载最后一命呜呼的张谭，还有那破败荒芜的国子监。他们为何会这样，确实有自身能力不足、头脑不明的因素在其中，可“李家人”就不应该对他们的悲剧负上些责任吗？以前他在教科书里曾见过“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原本这话对他而言不过是行铅印的文字而已，现在穿越至此才有血迹斑斑的体会——你设科考选拔，吸引人才来为你白头倒是不错，可是你又大搞门荫制度，又搞通榜制度，又搞投卷风气，让刘德室、张谭这样无权无势的读书人为了那些似有似无、可有可无的希望而耗尽一生。
而像刘德室这样的，即便进士及第又如何？他是实现了毕生的夙愿，可然后呢，他不通经典，毫无经济实务的能力，做官也不会有任何成绩，最后还是碌碌无为到死。
他为何不通经典呢？原因不光在于他本人的执拗，更在于李家人随性而设的考试制度，前数十年一直说“初榜诗赋”，还说可以用诗赋赎贴，贴经排在最后，可有可无；今年突然又改弦易辙，来了个“初榜贴经”，不可赎贴，让许多举子无所适从，更间接导致了张谭的心枯而死。
而这一切，可能不过是那位垂帘后端坐的潘炎侍郎的一时心血来潮，想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恰如那个在安上门边出言讽刺的小宦官霍竞良所言，“三条烛尽，烧残学士之心；八韵赋成，笑破侍郎之口。”那年复一年烧残的、焦灼的、滴血的，可不就是千百举子的心吗？换来的，却可能只是上位者鼻孔里冒出的不屑一顾的嗤笑。
高岳不由得有些冲动，他又仰脖子饮满了几杯茶水，吃了些王团团送的黄精饭，觉得精力四溢、义愤填膺，不由得想起韩愈所写的《马说》，这个小小的礼部南院何尝不是个让无数千里马“骈死于槽枥之间”的炼狱？
韩愈这时候也就几岁大，高岳灵感涌上，便提笔以其文为骨，施来，以他初级文言文的水平，倒也洋洋洒洒写了个数百字，猛烈抨击了“我唐”的贡举制度
